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期，这就要求各种配套服务体系要能够跟得上改革发展的步伐。然而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起步较晚，“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瓶颈。就北京而言，截至2016年7月，北京有律师事务所2147家，律师人，2015年业务收入是138.1亿元；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108家，律师260人，2015年业务收入是29.32亿元，二者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差距[1]。提升涉外法律服务业务能力要在源头上找原因，这就把“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再次提上议程。

2011年，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着手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从教育部相关文件以及各大法学院校制定的涉外法律专业培养方案来看， 涉外法律人才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其后，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司法部等四部委办于2017年初发布的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凸显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尤其是法律英语人才的国家战略地位[2]。高级别文件的发布，以及国家各类相应鼓励政策的推出，表明了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对国家下一步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意义，同时对中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家的鼓励性政策接连出台，尤其是《意见》出台以后，国家从政策和资金两个方面加大了对高校进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涉外法律从业人员的供应量明显增加，水平也有大幅的提升。涉外律师事务所对于能够完成基本涉外法律业务从业者的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然而在实务中，涉外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能力整体提升的同时，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短板。

一、涉外法律从业人员实务能力现状分析

1.大陆法系人才多，英美法系人才稀缺

国内高校法律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法律英语主要有两类途径。第一类是在校接受英语强化教育，例如一些高校开设的“法律+英语双学位”项目。有这样背景的从业人员有较好的英语能力，其中部分拥有专业英语八级证书。第二类是通过选修法律英语类课程，熟悉中国法律的英文表述方法。通过这两类途径培养的涉外法律从业人员在英语能力方面普遍有较大的提升，但同时也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即没有系统深入的学习英美法。英美法属于普通法系，与中国所属的大陆法系从法律体系，法律传统，到法律文化和法律表述都有较大的差异，很多制度和表述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以至于中国的涉外法律从业人员即使具备用英语表述中国法律的能力，也无法顺畅的与国外的法律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当前的就业市场中，能够在知识结构上突破上述障碍，从法律英语的角度打通两大法系在核心法律部门上差异的从业人员，具备跟中外当事人以及法律同行进行无障碍沟通的优势，由于其稀缺性而拥有出众的竞争力。因此，对于法律院系来说，如何打通上述障碍，是制定培养方案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通才多，专才少

当前就业市场中的涉外法律从业人员中，精通某一领域业务的专门性人才，其专门性技能往往是通过长期从事该领域的法律实践获取的。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各法律部门往往是通而不精。在法律英语方面，目前国内主流的法律英语教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对英美国家各主要部门法的简要介绍，文献来源主要是节选英美国家的法律教材。这种程度的学习相对于实务部门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就涉外律师事务所对涉外律师的能力需求而言，并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要求每个从业人员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法律业务有扎实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需要的是在某个领域的相关部门法上，对中国法和英美法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法律在该部门法上的差异有全面的理性认识，能够运用中英双语表达该部门法的主要内容，同时又能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码之间进行自由切换的涉外法律人才。这样的涉外法律人才，仅仅依靠强化英语和通才式英美法普及教育是无法培养出来的。

3.笔译人才多，口译人才少

中国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普遍特点是读写能力强，而听说能力弱。这种特征反映到涉外法律人才的就业市场，体现为口译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笔译。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笔译与口译价格的巨大差异反映出法律英语类的口译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目前，能够参与进行涉外法律业务谈判，与境外当事人进行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等活动的法律英语口译人才，或者具备直接用英语开展相应法律业务的法律工作者非常紧缺，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具备相应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的则更加稀缺。

文章来源：《英语教师》 网址: http://www.yyjszz.cn/qikandaodu/2021/0107/9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