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当逊帝还未满十六岁之前(这个时候是1920年的末季),他对于宫里的种种制度、习惯,都觉得不耐烦了。他要自由发展,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他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耍,也自作主张,不肯受到那些繁文缛节的制度的束缚。他往往在宫里走来走去,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的尽头,不爱坐在那顶黄轿子里让人抬着他走路了。他的年纪渐大,已经有点懂事了,他看出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他左右的人仍然拿他当作真皇帝看待,他看了真觉得不舒服。
逊帝热切地渴望走出紫禁城看看这个现实的社会,但他却不能如愿以偿,有时他在御花园假山最高之处,或靠近神武门左近的亭阁向外边窥望,更使他野心勃勃,要出去玩玩才觉得安乐。每逢他请求到紫禁城外玩玩的时候,内廷的人就会阻止他,对他说,外面是个危险的地方,南边孙逸仙的革命分子时时刻刻在等候机会侮辱他、殴打他,甚至将他置诸死地。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离开紫禁城一步。将来总有一日他可以自由行动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仍须忍耐,自由的日子还未来临。
结果逊帝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机会来了,但这是一个悲惨的机会。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于1921年9月30日逝世了。她是死在北府——在北京城北的醇亲王府,逊帝出生的地方。在10月初,逊帝到北府行礼的时候,他曾在北府停留了半日。这一天他离开紫禁城之前,打从神武门起,以至景山之北的街道,通至鼓楼这一带,沿途布满民国的军警,加意保护。
人们称为后门的皇城,是有三座门的,正中的那个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左右两门开放给人民通行。在帝制时代,正中那个门只有在皇帝经过时开放;帝制被推翻,民国的总统也唯我独尊,与众不同,正中的一座门只有他一人可以通过。自从这一次起,以至1924年11月止,在这期间,每逢逊帝出门,他的车子经过后门,正中的一座门也特别为他而开,让他的车子经过,待以“元首”之礼,可见民国的政府仍以大清皇帝视之。
坚持非买辆汽车不可
逊帝的汽车前后皆有扈从的车子随行。街道上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民众,他们都怀着一种希望,想见见这个以前曾一度是他们的统治者的青年人。不消说,街道上并没有所谓“危险”,也没有孙逸仙党人要袭击他,民众见他经过,并没有欢呼,只是沉默,但都有敬意。
丧礼过后,逊帝又表示要到紫禁城外溜达溜达了。这一提议,马上受到各方面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兹举一例吧。他出门游玩北京城,本非不可以,但是出门一次,需要花很多钱来预备一切,和民国政府联络,往返需时,把守后门的军警及沿途保护的军警都要大量犒赏,并且又要租用很多汽车以为扈从乘坐之用,所费不赀。于是我为逊帝讲好话,提出一个办法,他可以轻车简从,便服出游,不必带一个随从,就可以游玩北京城和近郊各处了,这岂不是轻而易举,何必劳师动众呢。但我这个建议被认为荒唐,不值得加以慎重考虑。
然而经过这次的争论之后,逊帝坚持一定要买一辆汽车为御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汽车之后,他就在1922年5月13日,坐上他的御用汽车,驾临他的师傅陈宝琛的私第探病,原来陈师傅患的是肺炎之症,病势严重。幸而这位老绅士的体气极好,竟然在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到1934年仍然活着,这一年他已是八十七岁了,他还到“新京”朝见他的“满洲国皇帝”。在这一年的9月26日,他又驾临满族师傅伊克坦私邸探病。这两次出门,仍然由内廷人员及一些民国军官坐着出租汽车陪伴前往。这些军官穿的是民国制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保护”逊帝的,一面也是监视着他的行动,只许他到北府和西城看他老师的病,不许他走近南城,因东交民巷“使馆区”近在咫尺也。这是内廷人员与民国当局的合作,由内廷人员建议如此这般的。我曾两次和徐世昌总统会晤,他向我保证,只要他一日在位,民国绝不会限制逊帝的行动。但在另一方面,徐总统却又不肯干涉清室的腐化奢靡,彻底予以改良。本来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在支付优待费时提出条件,强迫清室改善一切。然而他偏不这样做,那显然是他不想得罪在政治上支持他的那班人。这班人有一部分是很有实力的,他们之中,包括“内务府”及其有关的人员、王公贝勒等贵族,以及民国握军政大权的“伟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张勋与曹锟等四人,又加上那班复辟派人马,他们会认为民国如果干涉到紫禁城里的内务府,就无异于攻击逊帝,有损逊帝的尊严,或是破坏优待条件,所以徐世昌总统不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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